2025-10-07 新闻动态 63
电话响的时候，整个加沙城好像都屏住了呼吸，尽管它早已在窒息。那头，是一个以色列军官的声音，不带任何感情，像机器在宣读指令：一栋高楼，要被炸了。就这么简单。而这栋楼里，恰好，或者说不幸地，装着加沙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记忆——数千件从这片土地下挖出来的古代文物。
人道主义工作者凯文·沙贝尔接的这个电话。于是，一场根本不对等的辩论开始了，持续了九个小时。你能想象吗，在炮火和死亡的背景音里，通过一条脆弱的电话线，去争论一栋建筑的生死，去争论一堆“死物”的价值。这事儿听起来就很荒唐。
一个问题在所有人脑子里打转，沙贝尔，还有每一个听到这事的人：在一个连食物和水都成了奢侈品，人道主义已经碎成渣的地方，动用珍贵到能救命的燃料和卡车，让活人冒着生命危险，去救一堆不会说话的陶罐和石块，这真的…合理吗？
这个问题没人能立刻回答。但他们还是动了。因为有些东西，你心里清楚，一旦没了，就真的没了。那不是钱能解决的事。那是巴勒斯坦的历史，也是整个人类故事里的一页，撕了，就再也粘不回去了。
军方最后算是松了口，给了二十四小时。这听起来像个胜利，其实不是。那不是什么宽限，那是一张催命符，一个倒计时滴答作响的窗口。好了，现在你有一整天时间，在这么一个混乱、崩溃、随时可能被炸的城市里，去哪儿找能开动的卡车？找谁来开？
沙贝尔几乎要放弃了。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走，那种无力感，就像看着一个生命在你面前慢慢消逝，而你什么也做不了。就在最后那要命的五分钟，感觉一切都完了的时候，奇迹，或者说另一群人的善意，就这么突兀地出现了。另一个组织不知道从哪儿变出了几辆运输车。
周四，太阳一出来，就开始玩命。工人们，就那么几个人，只有六个小时。要把那些脆弱得像梦一样的历史碎片，从仓库里搬出来，装上五辆敞篷的平板卡车。
现场？别提什么专业保护了。没有垫子，没有恒温箱，连像样的箱子都没几个。二十多年来，考古学家们像对待婴儿一样捧在手心里的东西，现在被胡乱地塞进纸箱，甚至，那些近两千年前的陶器，就那么直接搁在卡车冰冷的、铺着沙子的铁板上。以色列军方甚至还有规定，不许用封闭式的货车。为什么？天知道。于是，这些本就劫后余生的宝贝，还得在风里、在充满危险的路上，再遭一重罪。
碎了。当场就碎了一些。还有大概三成的馆藏，实在来不及，或者实在没地方放了，只能眼睁睁地被抛弃在那里，留给即将到来的炸弹。
卡车开走了，拉着那剩下的七成文物，去往一个不能透露名字的“安全地点”。而在千里之外的瑞士，法德尔·奥托尔，加沙最顶尖的考古学家之一，在接受采访时，声音都在抖。他是在难民营里长大的，小时候在海滩上被海浪冲上来的古代碎片迷住了，从此一辈子就交给了这片土地的过去。那个差点被炸的仓库里，很多东西都是他亲手挖出来的，包括联合国世界遗产圣希拉里翁修道院的珍宝。
“我从来没想过，有一天连博物馆和遗址都会被炸掉。”他的痛苦几乎要溢出屏幕。那不是石头，不是陶片，那是他的一辈子，是他这个民族的记忆。
这种心碎，加沙的企业家乔达特·胡达里也懂。他曾用自己的钱建了一个私人博物馆，叫“阿尔马萨夫”，收藏的都是些从建筑工地、渔民的网里偶然得来的宝贝。那里面有一尊极美的阿佛洛狄忒女神像，见证过这片土地曾经的开放与交融。现在，博物馆被炸了，烧了，什么都没了。他哀叹说：“工厂毁了可以再建，但两千年前的陶罐和金币，你让我到哪里再去找一个回来？”
是啊，你到哪里去找？这句话问得人哑口无言。物质的损失总有办法弥补，但历史，一旦断了，就是永远的断裂。
这场救援，其实只是一个缩影，一个巨大悲剧里被侥幸看见的一角。当以色列军方说他们的目标是“哈马斯的基础设施”时，现实中倒下的，却是那座有着八角形宣礼塔的大清真寺，是700年历史的巴沙宫殿，是古老的哈曼·萨姆拉浴场……这些地方，对当地人来说，不是旅游景点，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，是他们身份的根。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后来证实，冲突开始后，加沙至少有110处文化遗址遭到了破坏。这就不能不让人问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了：这真的只是战争中不幸的“附带伤害”吗？还是一种系统性的行为，就是要从根上，抹掉一个民族存在过的痕迹？
在南非向国际法院提起的诉讼里，文化遗产的毁灭，被当作种族灭绝指控的一部分。这话说得很重，但对很多巴勒斯坦人来说，这就是他们的感受。1954年的《海牙公约》白纸黑字写着，打仗的时候要保护文物遗址。可是在加沙，这些原则就像那些被炸毁的建筑一样，不堪一击。
但就算在缺水断粮，每天都在死人的绝望里，还是有居民不停地给考古学家法德尔发消息，告诉他又一个古迹被毁了，那种悲痛是真真切切的。有个叫贾哈德·阿布·哈桑的法国人道工作者，在加沙搞了个叫“因提卡ル”的计划，培训当地年轻人参与考古。他觉得，这些东西，恰恰是战后重建最需要的东西。
“它能告诉全世界，加沙不只是废墟和绝望，这里有过历史，有过文明。”贾哈德的话，或许解释了那场看似“不合时宜”的救援的全部意义。那些被抢出来的文物，就算现在还堆在一个临时的、随时可能再次被空袭的地方，但它们的存在本身，就是一种证明，一个对未来的承诺。
最讽刺也最幸运的是，一部分加沙的珍宝，因为早就身在异乡，反而活了下来。在巴黎，在日内瓦的博物馆里，来自加沙的拜占庭马赛克和罗马时代的灯具，安安静静地躺在展柜里。法德尔在日内瓦整理这些展品时，心里五味杂陈：“幸好它们不在这里，否则下场也会和其他东西一样。”
现在再回过头看沙贝尔最初的那个问题：为了“死物”，消耗救命的资源，值得吗？答案可能就写在每一个参与者的行动里，写在法德尔颤抖的声音里，写在当地居民的悲痛里。在成千上万条生命的伤亡之外，一场针对记忆和身份的战争，也在同时进行。保护这些遗址和文物，不只是为了怀旧，而是为了守住未来的起点。当一个民族的历史被从土地上连根拔起，那重建，要从哪里开始呢？
流亡海外的法德尔，眼睛里还有光，他很倔强地说：“我们会把这些遗址修复回来的。”
这听起来像一句悲怆的誓言，但更像一个民族在与时间赛跑时，发出的、拒绝被历史遗忘的呐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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